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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国民政府的侍从室是个怎样的组织？

国民政府的侍从室是个怎样的组织？

“侍从室工作，是一件多荣誉的事，我当努力尽忠职守，报答蒋委员长。”这是蒋介石心腹幕僚唐纵日记记载，他1938年调往侍从室工作的感受。

侍从室究竟是一个什么机构？会让唐纵如此欣喜？

侍从室建立与红军有关。1932年淞沪抗战结束，蒋介石坚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的反动政策，在汉口、南昌等地成立三省“剿共”总司令部和南昌行营。蒋介石时常亲临南昌汉口指挥“围剿”红军。又根据南昌行营主任杨永泰的建议，抽调时常随蒋介石出行的参谋人员、秘书、副官、侍卫人员成立侍从室，编制在南昌行营。

1936年1月，红军离开江西到达延安。蒋介石又撤销南昌行营和“剿共”总司令部，成立西北“剿共”总司令部，张学良任副总司令，代行总司令事。侍从室下设第一处和第二处。

1938年侍从室成为蒋介石直辖机构，再加第三处。抗战是侍从室权利膨胀的重要时期。直到1945年，蒋介石撤销侍从室，其业务并入国民政府参军处和文官处。

侍从室是蒋介石的军机处，规模小权利却凌驾于国民党各部之上。主管各类军机政要，审核各地大员请示汇报；各类政治、经济党务，参谋总长不能决定的事务；各类人事管理、任命；以及蒋介石的安全保卫工作。集中了蒋介石最核心权利。

蒋介石时常因“甚忙，不愿多批公事”，将部分事务决断权赋予各处主任。各处主任互不统属，直接对蒋介石负责。1939年1月蒋介石规定每日军事、政治公文，每类仅阅10件。到了5月，蒋介石连10件公文都没有时间处理，除非特别重要不能决定的公事，全部由各处主任决断。真可谓权倾朝野。各处主任非蒋介石嫡系亲信不能担任。

重庆时期，运输处林世良勾结商人走私，大发国难财。军统获知后上报蒋介石，侍从室定下罪名处决。林世良其实是孔祥熙办事的人，孔祥熙虽竭力活动，蒋介石还是依据侍从室的意见，处决林世良。可见侍从室权利之大，连孔祥熙都无可奈何。

历任侍从室最重要的一处主任有钱大钧、林蔚、张治中、贺耀祖、商震。

其中钱大钧曾两次出任侍从室一处主任。钱大钧早年黄埔军校建校即跟随蒋介石，对蒋介石忠心耿耿，多立下汗马功劳。钱大钧的哥哥钱伟生因走私烟土，被蒋介石下令枪决。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:“本日枪决之钱伟声，乃钱大钧胞兄也，贪官污吏知有所戒乎？”钱大钧虽多方求情于蒋介石宋美龄，蒋介石还是置之不理。

蒋介石的侍从室听起来名字不怎么样，但是和他手下名声大噪的军统和中统相比起来，手中权力只有更高没有更低。侍从室也就是老蒋手下的智囊团，其业务范围覆盖了党、政、军三个方面，是老蒋直属的权力部门，是他独裁的利器。

侍从室里面全都是蒋介石最为心腹的爱将，也就是蒋介石的私人团队，他们直属于蒋介石，只对蒋介石负责。蒋介石在外的时候，从前都要亲自挑选参谋和他一同出去，这些参谋渐渐地组建成了小队。1936年，侍从室正式组建，也代表着蒋介石的集权又上了一个台阶。

侍从室分为一二三处，每个处都有三个组，从军机、党政到人事动用全部都要经从侍从室，所以看起来只是蒋介石的秘书处的一个人数不多的部门，却凌驾在各个国民政府的部门之上。

侍从室的人成天在蒋介石面前晃荡，而且接手的都是军机要件，许多人都想要进侍从室去“深造”一番。蒋介石对于自己的侍从室人员要求非常高，首先就要是黄埔军校毕业，而且是陆军大学出身。就光这一点就能筛选很大一部分人了。其次，蒋介石用人还要看出身。蒋介石特别看重同乡，只要是浙江人都会优先考虑。

满足这些要求之后，蒋介石还会亲自找他们谈话，严格把关进入侍从室里的每一个人。虽然进去很难，但是只要安安分分，哪怕无功无过，从侍从室出来之后，基本上都能获得一个好职位。

侍从室看起来是一个跟在蒋介石身后的小小机构，但是构建侍从室的人可都不简单。比如cc系的老大陈立夫、周至柔、张治中、文胆陈布雷等等，他们都是侍从室历任的主任，而且每个人只管一个处。这样的人员配置可以看出，为了独裁，蒋介石没有少在侍从室花心思。

侍从室的建立基础，是蒋介石在南昌指挥进攻苏区的作战时，身边的一批幕僚、参谋、秘书和译电部门，随着蒋介石权力的不断扩大，事务和人员也越来越多，经首席智囊杨永泰提议设立了“侍从室”。到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军务繁忙，侍从室已经扩编为三个处和一个侍卫长室，首任侍卫长就是第74军和第5军的双料首任军长，黄埔一期俞济时。

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”

侍从室第一处主管军事和情报业务，是最重要的部门，历任侍一处主任的名单一看就知道地位：钱大均（淞沪警备司令）、林蔚（作战厅长）、贺耀祖（军统局长）、张治中（军委会政治部长）、周至柔（空军司令）；第二处负责党务和政治，主任是蒋介石的“文胆”陈布雷；第三处主管人事，主任是CC系老大陈立夫，这份名单足见委员长侍从室的重要性和政治地位。

可以说，委员长侍从室才是当时中国的军事指挥和政治中心，是国民党所有党政军部门必须要俯首听命的“军机处”，因为它代表着蒋介石本人的意见和决断，抗命就是谋反，非嫡系和绝对信任的大员，哪怕级别再高也不能在这里任职。

“侍一处主任钱大钧”

即便是戴笠当年，也要极力巴结委员长侍从室的各处、各组长，因为这是个“通天”的部门，极有可能影响蒋介石的判断和结论，所以哪个方面都是惹不起的，财政部长孔祥熙但凡看见“侍密二”的签署，立即付钱绝不耽误，因为那是陈布雷代表蒋介石来要钱的。

《北平无战事》里那个藏在里间偷听曾可达、徐铁英和梁经伦对话的总统府陈方主任，就曾经是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，曾可达当然毕恭毕敬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国名党侍从室就是蒋介石的“内廷”。1932年，刚刚就任委员长的蒋介石因为要时常前往江西、湖北等地指挥针对红军的围剿，所以往往需要临时抽调参谋秘书人员随行。后来，蒋介石接受杨永泰的建议组建侍从室，初期成员就是这些时常跟随他出行的参谋、秘书人员。

刚开始成立的侍从室其实只是4个小组，一直到1936年蒋介石改组侍从室，侍从室才开始正式成形。改组后的侍从室，集军事、党政、人事大权于一身，虽然机构简陋，但是地位却尤在各部门之上，俨然就是国民党版的“军机处”。

侍从室下面共设3处，每处下面又各设3个小组，其分工大致如下：

侍一处主掌军事，所以其主任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的军事幕僚长。在侍从室存在的10年间，侍一处共历经7位主任，其中数钱大钧和林蔚比较有名。事实上，虽然侍一处明面上只掌管军事，但实际上从作战指挥到后勤补给等各个环节，都属于侍一处的管辖范围。

侍一处很多时候充当一个参谋处的作用，为军事决策提供建议。而侍一处主任遇上重要的军事行动，往往还要随侍在军队首脑的身边，及时提供决策参考。两届侍一处主任钱大钧在任时就经常跟随蒋介石亲赴江西、贵州等战场，随时准备为其提供最新的军情信息。

除此之外，及时准确地传达蒋介石的指令也是侍一处的主要任务之一，而传达的对象往往都是各战区司令或指挥员。所以侍一处真正意义上是“往来无白丁”，地位及其所发挥的作用都是比较重要的。

侍二处掌管党政和秘书业务，管辖范围既包括行政院各部，也涵盖各省市行政首脑。侍二处的核心是第四组，蒋介石也正是通过第四组的特殊作用将党政大权紧紧握在自己手中。

侍二处从成立到撤销，其主任一职一直都是由蒋介石的亲信陈布雷担任，可见蒋介石对其之信任。也正是因为二人关系密切，所以一遇上紧要事件，蒋介石往往就会找陈布雷密谈，而且经常一谈就是直到深夜。陈布雷之所以为蒋介石所器重，与他深厚的文字功底是分不开的。蒋介石发布的重要电文，大多都是出自陈布雷之手，所以陈布雷又有蒋介石的“文胆”之称。

侍三处掌管人事。原本人事这一项是由侍二处第五组负责的，但是由于第五组本身所管业务就多，导致一下子忙不过来。所以后来经过陈果夫的建议，蒋介石就另外成立了侍三处专门负责人事。侍三处的主要业务大致包括整理人事资料、吸收培养人才、建立人事登记制度等三项。侍三处主任为陈果夫，所以实际上侍三处由CC系把持。陈果夫在国民党中本身就权势显赫，加上其社会关系复杂，所以侍三处在他的管理组织下，不到几年功夫就建立起了覆盖全国的“人事情报网”。而蒋介石正是通过这张网将从中央到地方的人事权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
1945年11月，曾经权势通天、风光无两的侍从室被撤销了，而原由其掌管的业务分别转交给了新成立的军务局和政务局负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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